“十五五”时期作为“十四五”与“十六五”之间的关键衔接阶段，是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。科学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的经济建设，对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必须牢牢把握“稳定经济增长”“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”与“深化改革开放”这三条核心路径，驱动“十五五”时期高质量发展。

稳定经济增长

持续做大经济总量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，是必须完成的硬性目标。这意味着2021—2035年间年均经济增速需达到4.73%左右。考虑到经济增长的自然放缓趋势，必须通过合理调控，确保各五年规划期间增速平稳过渡。具体而言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应力争年均增速达5.3%左右，“十五五”期间应维持在4.75%左右，“十六五”期间则需保持在4.25%左右。由此可实现十五年整体平均增速4.75%，完成2035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。因此，“十五五”期间的经济增长任务依然艰巨。

实现这一目标，必须摆脱对房地产拉动模式的依赖。当前我国房地产已呈现供给过剩、价格理性回调的态势，传统高投入、高房价的增长逻辑难以为继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“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”的现代化人民城市，为经济增长开辟了新路径。城市更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，推动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型住宅建设，加强既有建筑改造，推进危房整治与存量房屋功能转换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，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，提升居住品质与文化内涵；完善城市功能体系，加强生态修复与历史文化保护，构建全覆盖的公共服务网络。这些举措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通过拉动投资与消费，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。

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

构建新发展格局
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将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，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增强，贸易摩擦可能持续。因此，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。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推动制造业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转型，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，统筹发展传统产业、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。

培育新质生产力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，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。应以人工智能等第四次技术革命为契机，从以下方面构建系统性政策框架：强化产业基础：优化国家高新区功能定位，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；推行“链长制”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；推动产业链数智化转型。提升技术创新能力：加大研发税收优惠与财政投入，支持企业技术攻关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，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完善出口促进体系：优化出口布局，开拓新兴市场；推动出口基地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；加强国际合作与标准互认，健全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。健全政策保障机制：构建多层次财税金融支持体系；完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；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，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。

深化经济体制改革

扩大制度型开放
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、财政压力等结构性挑战，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制度活力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

改善收入分配结构。通过完善税制、加大民生投入、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等措施，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具体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制度、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、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、保障劳动者报酬合理增长等。推进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。放宽落户限制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释放内需潜力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。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，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，稳定宏观税负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，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。完善资本市场与社保体系。鼓励长期资金入市，研究设立股市平准基金；优化企业融资制度，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；推动“国资—财政—社保”联动改革，划转国有股权充实社保，增强居民消费信心。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。深化服务业准入改革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；加强市场监管，培育文旅、医疗、养老等新型服务消费业态，增加高质量服务供给。推进制度型开放。在复杂外部环境中，我国仍具备三大机遇：强化与非美战略联盟关系、建设统一大市场、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爆发式增长。应推动从“以开放促改革”向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”转变，实现国际规则“国内化”与国内规则“国际化”双向互动。通过中欧班列、高铁技术、新能源标准、“一带一路”等载体，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，推动公正、包容、可持续的全球发展。
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关键五年。只有坚持稳增长、强内循环、深改革这三条主线，才能有效应对内外挑战，激发增长新动能，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）